上海
关键词:家政工;照料劳动;性别平等;照料政策;劳动价值
摘要:市场化照料在满足中国家庭照料需求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忽视和对家政工进行抽样的困难，既有研究缺乏对家政工群体的全面呈现。本文基于2019年在北京、济南开展的家政工被访者驱动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以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和城市下岗女工为主体的家政工群体的工作条件、劳动过程、劳动保障与权益、工作一家庭责任平衡及身心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住家家政工群体。本文提出加强对有偿照料劳动的社会嵌入性和价值、照料劳动进程和工作一家庭冲突对照料劳动者的影响等议题的研究，并推进倡导性别平等的照料政策的制定。
作者简介:1萨支红(1969功，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老年研究。2张梦吉(1996功， 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3刘思琪(1995-)，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4刘京(1981-)，女。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调查方法。
5辛瑞萍(1979-)，女，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感谢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项目编号:129651)及参与此次调查的所有家政工和访谈员。
一、背景
中国社会目前已快速步入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家庭小型化阶段，由此产生的照料服务需求巨大。与此同时，照料责任的家庭化和女性化、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的高就业率、大规模城乡迁移催生了城市家庭对照料的“市场转包”及女性化的家政服务业。市场化的照料在应对城市家庭照料资源不足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家政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并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率。2018年家政服务业经营规模达到5762亿元，同比增长27.9%，从业人员数量超过3000万。
如此规模庞大的家政工群体的处境却不容乐观。首先，这与家政工作相关的政策与制度法规不健全密切相关。早在1995年，家政工就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职业类别。2009年以来，政府借助市场力量大力推进家政服务业的发展。家政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促进就业、保障城市家庭服务的供给以及家政服务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与正规化口。然而，家政服务的法律框架还很不完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简称《劳动法》)的规定，私人家庭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雇主，与雇佣照料劳动者的关系不是正规的劳动关系。家政工通过中介公司或非正式社会网络进入家庭从事服务，绝大多数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属于非正规就业，被排除在捞动法》的保护之外。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政府对家政行业的监管不足，家政市场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服务和收费标准。照料工作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为儿童、老人和病人提供高质量的照顾有益于全社会的健康和发展，但政府对作为公共产品的有偿照料服务缺乏补偿机制OB。其次，目前大部分家政公司为中介制，与照料劳动者没有正式的劳动关系，也不为其提供劳动和社会保障。只有少数公司与家政工建立了正式的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并提供社会保障目。最后，家政工工作场域为私人家庭的特殊性使劳动过程“隐蔽”、劳动关系更为复杂。
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对市场化照料劳动进行了理论和经验探索。伶新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国家如何通过照料责任家庭化的策略及一整套性别化的生产政体形塑女性化和市场化的照料劳动制度安排，再造性别、城乡间的不平等口。吴心越通过梳理国外文献，关注市场化照料劳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从性别、阶层、迁移等多维交叉的视角考察中国的雇佣照料以及雇佣照料者的群体特征和社会处境也有一些学者从政策层面探讨如何将性别平等的视角引入照料劳动的公共政策制定中。
对家政工的量化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群体特征、工作条件与劳动保障方面。研究表明，家政工群体具有性别化和阶层化特征，90%一%%的家政从业者为女性，其中约8成为城乡流动妇女，还有一部分为城市下岗女工，她们的教育水平都较低田。既有研究呈现了家政工群体面临的多重困境，主要表现为工作时间长、工作负担重、工资水平低、工作不稳定;劳动的正规化水平低，60%的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缺乏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不足;住家家政工是最弱势的群体，更容易受到来自雇主的虐待、性骚扰、欠薪等劳动权益的侵犯;流动家政工的社会支持不足、社会对话能力低。董晓媛(Dong Xiaoyuan)、余央央等学者运用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家政工群体的劳动价值进行分析后发现，家政工的工资比具有相同人力资本和其他个体特征的非家政工低20个百分点，老年照料劳动的价值被低估程度最为严重，养老护理员的工资报酬
分别比服务业和其他家政人员低34. 5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
既有研究较为关注家政工的劳动过程。家政工在私人家庭工作，与雇主的关系成为照料工作中微妙且不易处理的一环，特别是住家家政工。住家家政工的劳动过程是一种“被卷入的生活”。在私人家庭中，家政工的工作取决于雇主的愿，充满不确定性;工作时间和空间与私人生活高度重合，导致家政工私人生活的商品化。家政工和雇主在劳动过程中也存在博弈:雇主采用时间规训、监视、情感管理等方式控制家政工的劳动过程，家政工采取“跳槽”、讨价还价等策略予以抵抗。情感劳动是家政工劳动过程中的重要部分这一论断得到了广泛共识，特别在对儿童和老人的养育性照料工作中，劳动者在消耗身体的同时还要投入大量情感曰网回。在进入家庭前，家政公司通过规训，对家政工身体和情感进行售前商品化巨刘团。家政工在雇主家的身份是“虚拟家人”，通过付出情感劳动替代母职或子女的角色，同时需要与雇主保持情感距离，完成家政工情感的商品化。流动家政工劳动过程中的情感劳动可能会使其对自己的家庭产生情感疏离和愧疚阳。家政工劳动过程中的私人生活与情感商品化共同形塑了家政工与雇主之间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和家政工的弱势地位。
通过对已有家政工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学者们对有偿照料劳动从宏观理论层面和微观劳动过程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家政工群体状况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已有量化研究不够全面深入，缺乏对家政工与雇主关系、情感劳动、家政工非正式照料、工作观念和态度等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大多存在样本量小、样本为非随机抽取、统计分析方法不恰当等方法上的缺陷。通过家政企业选取研究对象，可能会遗漏较为弱势的自我雇佣式家政工，导致样本偏差较大。
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家政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及其内部差异，本研究采用被访者驱动抽样方法(Respondent}riven Sampling}RDS)在北京和济南两地开展调查。本文对家政工研究领域有两方面的贡献:第一，研究克服了对在私人家庭中工作的家政工群体的抽样困难，采用概率抽样方法收集家政工调查数据，研究结果对揭示家政工群体的状况及制定基于实证依据的照料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本文通过对以流动女性为主的北京家政工和以在地农民工及城市下岗女工为主的济南家政服务工群体生存状况的比较研究，试图呈现性别、阶层、城乡二元分割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如何形塑家政工的社会弱势地位和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