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摘要:在非正规就业盛行的家政市场，家政服务公司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亟待考察这些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的就业效果。通过分析2019年四个城市的家政工人调查数据，发现家政服务公司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家政业内不!可工种的收人差距，改变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原有结构。伴随管理者企业的介人，家务员收人大幅提升，母婴护理员和家庭保洁员的收人则出现下降。家政企业对工人收人的改善和工作正规化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本文不仅呈现了家政就业市场内部的异质性，为家政工作的正规化讨论提供中国经验数据，还指出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在以女性为主的非正规就业市场上的特殊性，具有一定政策意义。
家政工作属于典型的非正规就业。中国家政服务业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缓冲阀”，吸纳了大量的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行业规模迅速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已达3000万人，且其中绝大部分为女性。家政中介机构也在这一过程中蓬勃发展。它们登记家庭的服务需求，并为前来找工作的工人提供合适的用工信息，成为工人与家庭之间的中间人。在这种组织模式中，绝大部分工人的就业表现出明显的非正规性:没有严格的市场准人和退出机制，她们无组织、原子化地穿梭于市场与家庭边缘。
近年来，政府发起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行动计划，致力于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试图借助组织的力量推动行业正规化进程。家政服务企业在就业市场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学界对这类组织产生的就业效果仍然知之甚少。这些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中介，是否改变了原来非正规就业市场的结构了能否带来更好的工作条件了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关乎对当前家政行业正规化路径的评估，更是直接关乎家政工人的劳动权益和切身利益。鉴于此，本研究将使用2019年南京、无锡、广州、佛山四个城市的家政工人调查数据，考察家政工作非正规就业的内部差异，以及家政企业作为正规化力量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一)非正规就业的异质性
非正规就业是指那些缺少法律和社会保护的就业行为，包括非正规部门就业和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国际劳工组织在非正规就业的统计定义中，将其划分为非正规自雇型和非正规受雇型两大子群体。尽管非正规就业群体通常被视为低收人、无保障的群体，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了非正规就业内部存在的异质性。
全球非正规就业女性组织(Women in Informal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简称WIEGO)根据雇佣状态将非正规就业者分为六个层次:非正规雇主、‘正式的”非正规受雇者、个体经营者、临时的非正规受雇者、产业外发工人、无偿的家庭工人，从前至后收人依次降低，陷人贫困的风险依次上升，女性的比例也依次升高4。中国相关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正规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收人差距，非正规就业者内部的收人不平等程度更高SfPP59-69,。研究指出，正是由于制度保障的缺位，如劳动法律的执行不力，导致非正规受雇者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存在明显的低收人现象;但非正规自雇者的收人水平却高于正规就业者，制度环境欠佳使其得以(部分)摆脱各类制度成本，进而扩大这一收人差距。可见，对工人来说，非正规就业并非一无是处。国内对正规/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的研究主要运用普查数据或大型微观调查数据，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考察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个体特征对收人回报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作用，较少考察某一行业内部的收人差距。本研究试图聚焦以女性从业者为主的家政服务就业市场，探讨该劳动力市场内部的结构性差异。
(二)家政工作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阿恩·卡勒伯格(Arne L. Kalleherg)和奥格·索伦森(Aage B.S}rensen)指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存在两大传统9。其一是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存在流动障碍的多个不同部门。如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Piore)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部门和次要部门，前者往往具有较高的工资、良好的工作条件和雇佣稳定性，后者则往往报酬较低、工作条件较差且流动率高。该理论简单地将工作划分为‘好工作”与“坏工作”，且认为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工人很少发生流动。由于它过于简化，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起源和动态，更多学者开始转向
“内部劳动力市场”概念，即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置，解释由企业、职业介绍所或技工市场主导的多样化的市场结构。如果说y卜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安置和培训机制直接由市场力量控制，那么“内部劳动力市场”则由组织规则决定了工人在组织内部不同工作类别之间的流动。彼得·多林格(Peter Doeringer)和迈克尔·皮奥雷指出，两类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别由特定企业控制或由特定技工群体控制。对于前者，企业控制了工人的进人和职业晋升渠道;对于后者，工人的进人则由行业成员控制，流动也通常发生在行业内部的不同(个体)雇主之间，工人的保障并非来自雇主，而是自身技能。为考察家政就业市场上不同工种的分化和家政企业的作用，本文将“内部劳动力市场”概念运用于非正规就业的家政工人群体。
以女性劳动者为主的家政工作是世界范围内非正规就业比例最高的行业，但家政工群体也并非铁板一块。尽管家政工作开荒保洁往往被认为是“女人的活’‘什么都要干”，但现代家政服务市场已分化出不同工种。妮基·格雷格森(Nicky Gregson)和米歇尔·洛威(Michelle Lowe)考察了当代英国中产阶层家庭中育儿和保洁两大受薪家政工人群体‘生。皮埃尔特·本田纽特一索特洛(Pierrette Hondagneu Sotelo)描述了美国洛杉矶两大类家政工种，分别是(住家/非住家的)育儿/家务员和以小时工为主的家庭保洁员‘5。这一工种分化反映了照料劳动的不同类型，正如米农·达菲(Mignon Duffy)对抚育性照料和非抚育性照料的区分。前者强调照料的情感维度和人际关系的连接，如儿童保育、老年看护、医疗保健等工作，照料劳动的这一关系性、情感性特质正是其有别于传统“工作”的地方;后者则包含更多的体力劳动，如洗衣、烧饭、打扫卫生等。
值得思考的现象是，虽然同属于抚育性劳动，但中国家政市场上的高薪母婴护理员(月嫂)和低薪养老护理员（PP 135-159,却分属就业市场的两端。因此，对家政工作来说，不仅应考虑照料劳动的不同类型，还
应关注特定服务技能专门化带来的工人与雇主权力关系的变化。玛丽·罗梅罗( Mary Romero)基于美国墨西哥裔家庭保洁女工的研究指出，这些工人能同时服务多家雇主，与雇主协商工作任务，强调自己技术的专业性，并拥有相当程度的工作自主性，有助于家政工作从从属性的雇佣关系向买卖双方的服务关系转变ISfPP319-339。因此，工人的专业技能是重要的。在中国家政就业市场上，不仅是家庭保洁工群体，月嫂群体也拥有类似的谈判力量，她们依靠非正式群体网络获取工作机会，和家庭协商服务价格，具有较强的工作自主性。基于以上分析，家政就业市场的收人分化既可能源于照料劳动类型(抚育性照料和非抚育性照料)，也可能基于专业技能(作为技工群体的母婴护理员、家庭保洁员和其他工种)。本文将这两种收人分化分别称为“照料收人差距”和‘技工收人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