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一)人力资源管理范式下的劳动力市场中介
不同于以往个体或制度视角的研究，本研究将关注组织因素对家政工作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事实上，卡勒伯格早就指出，组织弹性是制造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不稳定雇佣的重要力量,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组织对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作用机制。基于此，下文将聚焦一类特殊的组织—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讨论家政服务公司对家政工作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在这一背景下迅猛发展。这些机构形态多样，它们介于个体工人与具有岗位需求的组织之间，包括猎头机构、向客户出租劳动力的短工中介，以及为客户承担雇佣法律义务的专业雇主组织等。劳动力市场中介的盛行不仅将传统的双边雇佣关系转变为三角雇佣关系，更是影响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和组织行为。罗西奥·博内特(Rocio Bonet)等人根据中介机构承担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程度，将劳动力市场中介划分为信息提供者、匹配者和管理者三种角色类型。信息提供者是指仅为企业提供招募信息的中介，如求职信息平台和会员制中介(如工会)。匹配者则进一步承担了对应聘者的招募、遴选和晋升等职能，如猎头公司和职业介绍所。最复杂的是管理者角色:它们一般作为名义雇主直接雇佣工人，并将雇员提供给签订合约的客户组织，最常见的是提供临时工服务的企业(TemporaryHelp Service Firms)和专业雇主组织(Professional Em-plover Organizations);它们承担了各类管理职能，从人员的招募，到培训、激励和监管，但不同机构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职能差异。
劳动力市场中介对收人的影响集中在匹配者和管理者企业。既有研究指出，作为匹配者的中介机构能够提升工人的收人水平，但作为管理者的中介对工作条件的影响则是不明确的。匹配者中介对收人的提升作用主要基于对猎头公司的研究，且以其中的男性管理者阶层为主。有悖于传统人力资本的解释，匹配者对收人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社会网络效应，即应聘者与中介机构的关系紧密程度有助于提高报酬水平。而且，中介机构本身市场地位的信号作用也非常重要，在劳动力市场占据核心地位的中介能确保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报酬水平。
而管理者中介对收人的影响则主要取决于客户企业的组织战略安排，企业通常需要在节省成本和组织灵活性(更快速地调整劳动力规模)之间权衡。这一类研究主要来自对提供临时工服务企业(类似劳务派遣机构)的考察。大部分研究发现，由于第三方机构的介人，工人的工作条件和报酬水平由中介和客户企业双方协商决定，派遣工人话语权的丧失削弱了他们在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其收人和福利水平均不及企业正式员工。但也有研究指出，有的派遣机构为了留住好员工也会善待他们，并给予一定程度的劳动保护。更有研究者指出了临时派遣行业存在的两极化现象，派遣工收人取决于其是廉价的普通工人(满足组织数量弹性的需求)还是享有就业保障的熟练工人(满足组织质量弹性的需求)。普通工人通过中介进人企业获得的报酬更低，技术工人则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报酬。因此，无论是对中介企业还是客户企业来说，工人的技能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二)家政服务公司、雇佣正规化与工作条件
劳动力市场中介类型为分析家政服务公司的作用提供了参照。家政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中介，同样存在不同的组织类型，如招募和就业机构、公共部门、私营企业、合作社、工会和电子平台等，囊括了信息提供者、匹配者和管理者等不同角色。但与一般劳动力市场中介相比，家政企业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劳动的需求方不是企业，而是家庭，因此家政企业是介于工人与家庭之间的机构，信息提供、匹配、管理和冲突调解的对象也是工人与家庭。其次，如果说以往研究的劳动力市场中介是产业雇佣关系“去正规化”的力量，导致原来的劳资双方雇佣关系变为三方甚至更复杂的多元雇佣关系，那么家政企业则是家政工作“正规化”的力量，在原来充斥私人关系的非正规雇佣中注人更加市场化的交易关系。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从“住家”到“不住家”的工作安排是家政服务的第一次革命，那么商业企业的进驻就是家政服务市场的二次“革命”，可见家政企业对于传统家政服务关系可能带来颠覆性影响。家政服务的现代主义观点则认为，用商业合同替代基于情感的传统雇主一雇员关系将有利于工作条件的改善。相比原来的家庭直接雇佣，有组织介人的间接雇佣更有可能带来正规的雇佣关系,而且，商业中介的出现提升了服务品质和专业化程度35。本田纽特一索特洛将洛杉矶家政中介机构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梯队，对服务品质的追求加剧了家政工人群体的分化，更有利于优势地位工人改善雇佣待遇。对于家政服务企业来说，相比于匹配者的角色，管理者的角色更是服务品质和专业水平的象征。
因此，基于以上两点，以往对劳动力市场中介影响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组织化的就业市场，主要面临的是原来正规受雇工人的非标准或不稳定雇佣问题31家政企业影响的则是个体化的非正规就业市场，面临的是非正规劳动力雇佣正规化问题。大部分已有研究指出，家政企业并没有给这一非正规就业市场带来工作条件的积极改变。基于一家保洁公司的个案研究发现，家政工作开荒保洁的科层组织为确保工人的稳定性，营造出了一种照料和服务的工作文化，利用性别意识形态和人情化管理策略掩盖报酬的低廉和福利的缺失。对法国家庭清洁行业的研究显示，从个体经营到组织雇佣并没有直接带来工作条件的改善;相反，原来由家庭雇佣的保洁工拥有更可观的报酬。对伦敦家政服务企业的调查也有相似的结论，作为企业雇员的家政工收人要低于直接服务于家庭的工人。有学者就组织能否改善家政工作的雇佣条件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对于包括抚育性和非抚育性在内的照料劳动，只有低技术工人才会留在正式组织中，有经验、有技术的工人都会选择离开;抚育性的照料劳动者在正式组织中面临情感劳动的低回报，而非抚育性的家务工作者则面临标准化服务带来的工人可替代性的增强，由此形成行业发展的恶性循环和不稳定陷阱。朱迪·福吉(Judy Fudge)和克莱尔·霍布登(ChineHobden)则认为“中介机构既有可能改善劳动力市场后果，推动家政工作正规化，也有可能导致工作条件的恶化和非正规雇佣。中介机构一方面能够成为组织化和正规化的有效载体，但另一方面，它们也能够障碍建立雇佣关系，使相应劳动权利无法得到实现。”
以上针对家政服务公司工作条件影响的研究主要基于个案分析，较少有像一般劳动力市场中介研究那样的大样本调查。中国国内的现有研究则多聚焦企业与工人的微观权力动态，尤其关注企业对照
料劳动关系面向的影响，较少关注家政企业的就业结果，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收人差距的作用。因此，就中国家政工人研究而言，巫待考察家政服务企业在经济层面的影响，为有关家政企业对雇佣正规化和工人工作条件影响的讨论
提供中国经验数据。不仅如此，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对家政服务企业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推动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理解。本文尝试借鉴对一般劳动力市场中介类型及其就业效果的研究，考察不同类型家政企业对不同工种工人收人差距的影响，利用中国家政工人调查数据检验在以女性为主的非正规就业市场上劳动力市场中介的作用是否具有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