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在上述市场和政策环境下，家政公司转变成管理型中介，建构自身在家政市场中的主导权，控制劳动力的市场交易和劳动过程，一方面提升服务稳定性和用户满意度，另一方面增强劳动者的粘性和依从性。管理型中介的运作机制包括三个部分:首先，“会员制”的制度设计赋予雇主“消费者”定位和自身“家政工管理者”的角色，中介置身于雇佣关系的中心环节;其次，通过“制造匹配”作为利益调节机制，家政公司形塑差异化市场，提升服务价格，创造议价空间，同时把控定价权和议价资格，干预家政工和雇主协议的过程，影响家政工的工作获得，从而激励并约束家政工通过公司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最后，以“打造娘家”为情感整合机制，家政公司移植和转化性别化的家庭结构与功能，安顿并规训家政工的生活与情感，一方面帮助雇主生产和维系合格的服务者，另一方面获得家政工的认同与依赖，尽量在与雇主的竞争中保持优势这三重机制相互关联，在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利益调节和情感整合相互配合。雇主一中介一家政工之间的复杂三角关系是家政中介劳动控制的基本背景，使之兼具支持与约束的双重性，而家政劳动的私人化、女性化特质也促使家政中介不仅需要进行利益调节，而且高度依赖情感整合。图1呈现了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设计:会员制
与传统家政中介只收取一次性介绍费不同，会员制向客户和家政工双向收取服务费。通常的情况是，一旦签署三方服务协议，雇主和家政工就自动成为家政公司的会员，缴纳会员服务费。公司承诺在合同服务期内提供培训、调解、调换、再培训等服务。服务期满后，如有意继续使用，则需续约。
家政工和雇主都被叫作“会员”，但无论在三方协议还是具体操作中，家政公司都对二者区别对待。来自雇主的服务费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家政公司为雇主提供“代理管理”，将其定位成“消费者”，提供“打包服务”，既包括传统中介的劳动力招募、匹配，又加入了服务质量控制。
对于家政工，会员服务则是“委托管理”，家政公司成为家政工的管理者，实施所谓的“员工式管理”。服务协议里强调公司对家政工的劳动内容、过程、方式的监管，并要求雇主配合家政公司，让家政工接受监管。例如，J公司三方服务协议规定公司“有权向雇主询问、了解家政工的工作、生活情况”，要求雇主
“支持家政工参加公司组织的文化、技能培训，以提高服务质量”。公司有权召回家政工或解除合同，相关情况既包括家政工劳动权益受到侵犯(如雇主未按时支付费用、要求的工作内容损害家政工身心健康等)，也包括对公司的管理权的强调(如雇主教唆家政工脱离家政公司的监督指导)。
会员制意味着家政公司转变经营策略，扩大盈利规模首先，在服务模式上，家政公司从提供信息、撮合关系为主转变为以生产维护家政服务稳定性为主。收费从传统中介制中固定数额的中介费(通常占家政工月度服务费的10% }20%),转变为管理型中介中常见的与家政工佣金挂钩的年度服务费(占家政工月度服务费的100%一120 % )，服务费收入显著增长。其次，家政公司在原先的依靠增量(即新成交的服务关系)盈利的基础上，增加了从存量(即已经存在的服务关系)盈利的途径，从而提升家政公司收入的稳定性与持久性。换言之，会员制改变了传统家政中介按次收费、短期交易所存在的利润较低、高度依赖市场拓展等问题，以按服务时间、长期交易的形式提升了利润和稳定性。
从雇佣关系上来讲，会员制维持了雇主一家政公司一家政工三者之间的市场关系，免去了家政公司作为法律雇主所需承担的用工成本与风险，但又增加了其管理劳动者的合法性。与传统中介相比，会员制提升了家政公司在三角关系中的地位，使其处于持续介入家政服务关系的中心位置，但家政公司与二者的关系也进一步复杂化。家政公司作为雇主代理人的角色得到扩展，不仅招募、筛选劳动者，而且介入对劳动过程的管控。家政公司需要维系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良好关系，保障服务顺利进行;但如果二者建立了足够信任的私人关系，就可能摆脱公司私下达成协议，那么家政公司就失去了获利机会。因此，家政公司需要尽力确保劳动者的忠诚，让他们愿意长期通过公司与雇主建立服务关系。表2概括了传统家政中介与管理型家政中介的差异。〕
(二)利益调节:“制造匹配”
家政公司通过“会员制”的制度设计赋予自身在非雇主的身份下进行管理的合法性，但家政服务协议的法律模糊性大，违约成本低，制度化约束力量弱，往往只起到底线震慑的作用。在实际运作中，利益调节是家政公司进行劳动力控制的重要机制，但不同于工业劳动力中介常用的“返现”等手段，家政中介采取了包含结构和过程两方面、兼具支持与约束作用的利益调节机制，我们概括为“制造匹配”。具体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结构方面形塑差异化市场，通过将家政工技能显性化来提升服务价格，并且实行差异化定价，打造议价空间;二是在过程方面干预工作获得，把控定价权和议价资格，干预家政工和雇主的协议过程，影响家政工的工作机会和条件。下面分别详述之。
1.形塑差异化市场结构
大型家政公司重新打造了家政市场的结构，原先价格扁平的保姆市场转变为分类分级的差异化家政服务市场。家政公司制定了不同类别、不同等级的服务内容和标准，作为定价的依据。原先模糊的保姆行当被分为四大工种:母婴护理(月嫂)、育儿、养老、家务，不同工种价格不同。2019年，J公司提供的住家服
务中，母婴护理的起步价为每月9800元，育儿的起步价为每月5000元，家务的起步价为每月4500元，养老的起步价为每月4000元。不同工种内部还区分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薪资水平。表3显示了2019年J公司住家育儿嫂的定级标准。
从表3可以看出，在育儿嫂中，最低(一星)和最高(四星)等级的价格相差一倍。从制度设置来讲，定级的依据是知识和技能，操作中一般转化为简单直观的依据—证书和工作经验(年限)。例如，J公司育儿嫂起步价为每月5000元，若拥有职业资格证书(育婴师证)，可增加500元，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工作经验及技能定级增加。如有五年经验、有证书的育儿嫂可定价为每月7000元。
由此，家政公司改造了家政市场的结构，并提升了自身的地位。鉴于照料劳动往往因技能“自然化’，和“女性本质化”而被市场贬值(England , 2005 )，大型家政公司所实行的“分类分级”定价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来通过“技能显性化”提升了家政服务的市场价格，二来形成了差异化的市场，为服务议价提供了结构性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家政公司作为服务标准和价格的制定者，高度影响了原先由供需关系主导的定价方式。换言之，家政公司成为制定家政服务“行情价”、影响实际交易价格的重要主体。此外，家政公司将中介服务费与家政工的服务费直接挂钩，建立起二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差异化的家政服务市场的建立为家政公司干预家政工的工作获得提供了结构性可能。
